第一章：不速之客
傍晚，厨房里飘着排骨汤的香味。
我坐在母亲身边的小板凳上，手里择着一把芹菜。芹菜的清香混在汤味里，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。母亲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，一边翻搅着锅里的汤，一边头也不回地唠叨我。
“你看看你，又瘦了。上回给你装回去的酱牛肉是不是又没吃？我跟你说，女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不能光顾着好看，身体要紧。”
“吃了吃了，”我敷衍地应着，把一片有些发黄的芹菜叶摘下来丢进垃圾桶，“妈，您别每次见面都念叨这个，我身体好着呢。”
“好什么好，”母亲回头瞥了我一眼，目光从我脸上扫到肩膀上，又扫到腰上，“下巴都尖了。方俊也不管管你？”
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即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择菜。
“他最近忙。”我把择好的芹菜放进水盆里，哗啦啦的水声替我掩盖了语气里那一丝不想被察觉的情绪，“公司那边走不开，三天两头跑日本。”
母亲哼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，但我知道她心里是不太满意的。这两年方俊来这边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母亲嘴上不说，心里是记着的。只不过她不想让我为难。
客厅里传来动画片的声音，儿子窝在沙发上，抱着靠枕看得入神。我透过半开的厨房门看过去，只能看见他两只穿着白袜子的小脚翘在沙发扶手上，一晃一晃的。
“小宇，坐好，别把靠枕弄脏了。”我提高了声音。
两只小脚顿了顿，缩了回去，但很快又翘了上来。我摇摇头，懒得再管。
母亲盛了一碗汤递到我面前：“尝尝咸淡。”
我接过来抿了一口。排骨炖得酥烂，汤头浓郁，带着一股子土砂锅里才炖得出来的那种厚重的香。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说不上为什么。可能是因为这种味道太熟悉了，熟悉到让我想起多年前放学回家，推开门也是一样的汤香——那是父亲还在的时候。后来父亲走了，汤香还在。母亲用这锅汤把两个人的日子撑了下来，一直撑到我上大学，撑到我结婚生子。
我低头又喝了一口，把那一瞬间的酸涩咽了下去。
“咸了还是淡了？”母亲问。
“刚好。”我把碗放下，对她笑了一下，“妈，您炖汤的手艺绝对可以开馆子。”
母亲被夸得眉眼舒展，但嘴上还是不肯松懈：“就知道哄我。行了行了，你把菜择好了就去看会儿电视，剩下的我来弄。”
我正要说话，手机在裙子口袋里震了一下。我擦了擦手翻出来看，是公司同事小周发来的微信，说下周那个日本项目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，发在了我的邮箱里，让我有空看一下。
我回了两个字：收到。
下周确实有个大项目要启动。我在翻译公司做了十年，从最初的普通译员做到现在的项目负责人，这条路是我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。当年方俊的生意做起来之后，他曾提议让我去他公司帮忙，说夫妻搭档多好。我想了没几天就拒绝了。不是不信任他，而是我太清楚——一旦去了他的公司，我就永远只是“方太太”。我有我的专业，有我自己的事。这是我独立于婚姻之外的东西，谁都拿不走。
下周这个项目是为一家日企做法律文件的翻译，量大、时间紧，但如果做得好，年底升职基本就稳了。我为此准备了很久，连周末都在断断续续地看资料。
我正在想着下周一的工作安排，门铃响了。
母亲擦了擦手去开门。我把盆里的芹菜捞起来沥水，随口往外看了一眼。母亲开门的动作很慢——她年纪大了，防盗门有点涩，每次都要用力拽一下。门开了，夕阳的余光从楼道里照进来，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。
门外站着的，不是邻居。
“您好。”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困惑。她听不懂日语，只能扭头喊我：“雯洁，你来看看，好像来找你的。”
我把芹菜搁下，起身往门口走，心里有些困惑，想不出谁会在这个时间来找我。走出厨房门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
楼道里站着两个男人。
都穿着深色西装，站姿笔直。前面那个大腹便便、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精裁的西装裹在他身上显出几分刻意的体面。他脸上的笑容是那种训练过的——嘴角的弧度精准到位，眼神却冷冷清清，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在看人。在他微微敞开的西装领口，我能看见颈侧一小片刺青的边缘。哪怕只露出一小截，也足够让人确定那是整幅图案的一部分。这个人我认识。
龟田次郎。
我的脚步停住了。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，脚定在原地，背脊一寸一寸地挺直。
高跟鞋让我保持了良好的重心。我今天穿着浅蓝色的修身针织衫，下身是黑色及膝一步裙，肉色丝袜包裹着双腿，脚上是那双陪我上下班的黑色细跟高跟鞋。即使是周末，我也不习惯穿得太随便。此刻这一身合体的职业装成了我的某种铠甲——在认出他的一瞬间，我几乎是本能地进入了“应对客户”的状态。
“董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龟田用日语说道，微微一欠身。他的中文很差，所以从来不用中文和我说话，永远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日语。
他看起来格外礼貌，甚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恭敬。可我忘不了他是谁。去年十二月，公司的圣诞年会。他在席间多喝了几杯，借着酒劲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那只手不轻不重地按在我屁股上。不是无意碰到的要道歉，是那种有预谋的、有压力的触碰，掌心整个覆上去，五指隔着包臀裙的布料轻微收拢。我转身，抬手，一巴掌掴在他脸上。他当众踉跄后退了半步，被同事搀住才站稳，周围几百号人都安静了。我那一掌用了全力，手心红了整整一个钟头。
后来公司丢了一份两百万的翻译合同。领导没当着我的面直说，但话里话外都在暗示。有人说我有点“反应过度”，说那位客户在日本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我心里冷笑。被摸的人是我，怎么反倒成了我不懂事。我没争辩，也没道歉。我董雯洁长这么大，从没在被欺负的时候跟谁服过软。
“龟田先生。”我微微点了点头，用的是那种最客套的商务语气，“您怎么在这里？”
“我今天碰巧路过这边，”他的笑容纹丝不动，“想到董小姐住在这附近，就冒昧来拜访了。”
碰巧。
我心里冷笑了一下。我不信碰巧。这个小区藏在弄堂深处，远离主干道，没有任何值得“路过”的商业设施。一个住在酒店的人，傍晚专程打车来这片普通居民区，怎么可能是路过。他是找上门来的。他找到了我妈家。
这让我背后的汗毛竖了一下。但我的表情没有变化。我克制自己不去看母亲的表情，因为我知道她一定能从我的眼睛里读出什么。我不想让她担心。
“龟田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龟田看了看我身边站着的母亲，又看了看我，语气温和：“有些事想和董小姐单独聊聊，不知道是否方便？不会占用您太长时间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如果不方便的话，改天也可以。”
改天。这个词轻飘飘的，但我知道它是另一个借口。
我犹豫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跟他单独待在任何一个地方。但我更不想在我母亲面前继续这场对话。母亲听不懂日语，只能看着我们的表情来回判断，她已经开始紧张了。我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她的眉头紧皱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手抓着围裙。她不会说日语，但她知道我对这两个日本人没有好感。
“没事，妈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，“一个旧客户，找我谈点工作上的事。我下楼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我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披在肩上。八月的夜风还带着白天的余温，但我拿风衣不只是因为天冷——多一层衣物，就多一层铠甲。龟田礼貌地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脚步轻移，把我让在前面。他的随从沉默地贴着墙站在门边，眼神始终低垂着不看任何人。
楼下小区的路灯已经亮了。
天空是蓝灰色和深紫色交替的暮色的尾声，路灯昏黄朦胧，在地上拉出深长的阴影。这个时间散步的老人已经回家了，遛狗的人还没出门，小花园里刚好空着。龟田走在我的右侧，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一个既不亲密也不疏远的距离。他走路很慢，有些喘。在这种节奏里，我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脆，在安静的楼间距中弹跳开来。
他的随从停在了十米开外。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周围。花园不大，东西两侧是居民楼，南北是小区道路。有三三两两的人远远经过，没有谁会注意到石凳边两个人正在聊什么。不是没有人就安全——恰恰相反，远处有人群而近处无人，这是最完美的谈话距离。没有人能听见我们的对话，但一旦有事，那些散步的邻居又会成为人证。
“龟田先生，有什么事请直说吧。”我在石凳边站定，没有坐下，一只手搭在风衣口袋里。手机硬邦邦的触感贴着大腿外侧，让我稍微安心了一些。
龟田没有立刻开口。他抬眼看着我，路灯的光从斜上方照下来，在他额头的皱纹里积下深影。他的目光缓慢地从我的脸上移到我搭在口袋边的那只手上，又移回我的眼睛。他知道我在防备他。他似乎并不在意。
“董小姐，”他终于开口，语气温和得近乎恳切，微微欠身，“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的。”
我没说话，等他继续。
“去年年会上的事情，我一直感到非常抱歉。”他的日语措辞很正式，用的是商务谈判中才会出现的谦逊句式，“那天我确实喝多了，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，但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向您表达歉意。”
他鞠了一躬。不是敷衍的点个头，是真的弯下腰，停顿了至少三秒。
我不为所动。不是我不相信人会道歉。而是我不相信他。他每一个字都说得恰到好处，每一个姿态都摆得精准到位，这不像是一个心怀愧疚的人在做自我检讨，倒像是一个老练的棋手在开局走出第一步。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话——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特别好，那他一定有所图谋。
“事情已经过去了。”我的声音平静而冷淡，不掺杂任何情感，“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上去了，家里还在等我吃饭。”
我作势要走。
“董小姐。”他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依然是温和的，但语调变了。像一杯温水中忽然沉入了一块冰，温度没变，质感变了。
我转身看他。
路灯在他的脸上一半照亮一半阴影，那张圆脸上的笑容还在，但笑意已经收进了嘴唇的褶子里，眼睛里没有了刚才的恭敬。只剩下一种打量，像在审视一件器物。
“您那一巴掌，确实很有勇气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淡，像是在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“不过代价也不小。”
我没有接话。手指在口袋里不自觉地收紧。
“那笔翻译合同，如果顺利签下来的话，贵公司原本可以有很好的发展。”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，“两百万，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。”
我依然没有接话，但我感觉到了自己肩膀肌肉的紧绷。他在提那件事。不是真的为我惋惜。他是想让我知道，他能让一笔合同归我，也能让它飞走。而它飞走的代价，不只是公司的损失，也是我个人在行业里的位置。可这些东西我怎么能让他看出来。我努力让自己的面容保持平稳，但胸口的心跳声在耳膜里越来越响。
龟田换了一个站姿，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，像是寒暄已经结束，接下来要谈正事了。
“另外还有一件事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您先生的生意，最近在日本似乎遇到了一些小麻烦。”
我心头一紧。
方俊。
我已经大半个月没有和他好好说过话了。他上一次打电话来是三天前，说自己很忙，一切都好，让我不用担心。我在电话里说，好。我没细问。他没有细说。我们之间好像已经练成了一种本领，可以用最少的言语完成一次通话，不冷场也不深入，刚好停在某个安全距离。
可是龟田说的是“小麻烦”。
“什么样的麻烦？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淡，但我知道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已经攥紧了。
龟田没有直接回答。他低下头笑了笑，用皮鞋轻轻碾着地上的一颗小石子，像是在斟酌措辞，又像是在享受我的等待。
“方先生在日本做的那些生意——”他有意无意地拖了个长音，“有时候会需要一些中间人的协调。”
他抬起眼，看着我的反应。
“而我在日本，恰好有一些这方面的朋友。他们可以帮上忙，当然，如果没人愿意协调的话，也可以让一些事情变得不那么顺利。”
夜色渐沉，路灯的光在我脚边投下一小片昏黄。风从楼间的缝隙穿过来，吹动了我风衣的下摆。我站在那里，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压下来。我打了个冷颤，分不清是因为风，还是因为别的。
“龟田先生。”我的声音微微发紧，但我逼迫自己一字一句说出来，“你是在威胁我吗？”
“当然不是。”他的回答来得很快，声音里甚至带着一丝委屈。“我只是向董小姐陈述一些事实。在日本做生意，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合适的渠道。而我的渠道，可以帮到方先生。”
他往我这走了一步。我没有后退，但身体的后脚跟已经下意识地抵住了石凳的边缘。
“董小姐，其实我今天来，不只是为了道歉，也不是为了谈这些不愉快的事。”他的语调又软了下来，带着某种刻意放低的亲近，“我有一个提议。”
我不说话，等着。
“我在日本有一个高端涉外服务项目，正在寻找合适的人才。我的领导大岛先生，也非常希望促成这次合作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“为日本的高端客户提供专业的翻译与交流服务。”他用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词，把它们排成一串，像珍珠项链一样次第滑出来，“这个项目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——形象、气质、专业素养、语言能力缺一不可。董小姐这样的条件，正是我们寻寻觅觅了好久的人选。”
他说得很诚恳。但我不是第一天进入职场。我见过很多甲方把一份普通翻译工作包装得像外事活动一样高级，也听过很多客户把“形象好”三个字说得意味深长。翻译就是翻译。需要被强调“形象气质俱佳”的翻译工作，我大概知道意味着什么。就像公司年前接的那个案例，一个日本客户指名要女翻译陪同出差，我们拒绝后，对方理直气壮地说“你们不是涉外服务吗”。
我的警惕像刺猬的刺一样根根竖起。
他报了一个数字。那个数字大得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期——足以一次性还清我们剩下的房贷，还能给儿子存下完整的教育基金。
我被那个数字震了一下，但我没有让它在我脸上表现出来。数字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诚意。它是诱饵。
他报完那个数字之后停了一会儿，像是在等这句话在我心里发酵。然后他补上了后面那句：“不过，如果董小姐不愿意的话，我当然也可以理解。那就算了。只是方先生在日本那边的事情——”
他再一次拖长了尾音。这一回他没有说完。他已经不用说完。
“你究竟想要什么？”
我打断了他。那一刻我的声音比我想象中更冷，更高。不是我提前设计好的，是身体自己做的反应。我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顶，那是被压了太久的、我这辈子最恨被触碰的东西——有人用虚与委蛇的谈判来逼我低头。
龟田笑了。
这一次笑容不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礼貌。它是真实的。他眼神里那层玻璃被撤掉了，底下是赤裸裸的兴味，一种在看着猎物终于开始顺着陷阱边缘挪步时的笃定与耐心。
“董小姐果然是个聪明人。”他说。
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在路灯下递给我。纸页是热的，带着他体温烘过的温度，捏在手里有点发软。借着不太明亮的光，我快速翻了几页，一行一行扫过去。
第一条。本合同签约对象以“本俱乐部服务者”身份，为“本部”提供为期三个月的专属服务。
专属服务。这四个字被刻意加粗过。
第二条。服务期间，签约者须服从“本部”制定的所有管理规定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执行。
第三条。服务期间，签约者的人身自由将受到“本部”根据管理需要而实施的必要限制，签约者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并同意。
第四条。签约者同意接受“本部”安排的各项专业训练，训练的强度、方式与具体内容由“本部”根据签约者的实际情况全权决定。
专业训练。人身自由限制。服从所有管理规定。
我用指尖翻过下一页，路灯的光落在白纸黑字上，每一个字我都认识，每一句话我都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，但整篇合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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